摘要

拉弗曲线：里根在右，中国在左。拉弗曲线的经济逻辑是，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从而存在一个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果当前的税率在此最佳税率点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而如果当前税率在最优税率右侧，进一步提高税率会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里根政府时期，以美国当时的现行税率高于最佳税率点为前提，里根进行了减税改革。从广义宏观税负和税收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提高仍会导致税收增速的上升，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总体上仍位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尚未进入右半边的无效率区间。

李嘉图等价：中美税负降低都可能导致政府加杠杆。李嘉图等价认为，由于政府债券到期时是用财政收入即税收来还本付息，因此发债和征税实质上是不同时期国民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国家总财富。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政府支出不变，即当期赤字增加，导致政府债务负担攀升。中国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广义财政赤字率（（一般政府支出-一般政府收入）/GDP）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变动的相关性较高，因此降低税负导致政府赤字和政府部门杠杆上升可能是较为确定性的逻辑。在结构性去杠杆行至中场之时，需要重视减税可能引起的政府杠杆率攀升。

金融周期：里根在新周期的起点上，中国在旧周期的下半场。里根减税对应的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的金融长周期和金融短周期的波动都出现了见底回升。新金融周期所带来的信用扩张，避免了减税所导致的政府部门加杠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而在中国金融长周期过顶、短周期回落的方位，信用处于收缩阶段，我们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金融周期都印证了这一情形。因此税负降低叠加积极财政所造成的政府部门债务融资增加，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产生较强的挤出作用，民企、中小微企业或受影响较大。

综合考虑拉弗曲线、赤字和债务、金融周期方位对中国减税政策的约束，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可能是比降低宏观税负更好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合意的结构性减税是在保持广义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方案，既要减轻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税负，又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在企业税负方面，降低流转税比重、实施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税负方面，适度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加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降低非税负担为企业和个人降成本。

正文

一

减税的理论框架：拉弗曲线与李嘉图等价

1.1拉弗曲线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减税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热点，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减税是减税政策的经典实践。本报告首先探讨了里根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然后考察了里根减税的政策效果，最后比较中外情况分析里根减税经验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启示。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任后，针对美国经济滞胀和税制的不合理（累进所得税制叠加滞胀或导致了实际购买力和适用税率的背离），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作为理论依据，开展了税制改革，其中的重要措施便是大幅简化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并削减边际税率，出台众多税收优惠。里根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供给学派核心理论之一的拉弗曲线主张税收与税率的区别分析，并指出：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并不是单调的正相关，而是受两个相对的作用力影响，即算数效应（即在税基不受税率变化影响这一假定下税收收入成比例地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效应）与经济效应（税负水平对于生产积极性，继而对于税基的间接负向影响）。这一曲线说明，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而存在一个使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果当前的税率在此最佳税率点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而如果当前税率在最优税率右侧被称为“无效率区间”或“税制禁区”的区域，则进一步提高税率对劳动力生产积极性的打击造成的税基收缩作用将超过因税率上升带来的额外税收，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以美国当时的现行税率高于最佳税率点，处于“无效率区间”为前提，里根进行了减税改革，其原本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实现所谓的中性减税。

将拉弗曲线应用于对中国的税负现状分析，具体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如何确定中国的现行税率与使税收最大化的税率点的相对位置，换言之，在减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是否面对着出现财政赤字大幅扩张的可能。我国的广义政府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合并数据（剔除重复计算部分）。通过IMF计算的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和一般政府收入变化来看，近20年来我国宏观税率增速和一般政府收入增速之间散点成线的斜率较大，呈现出比美国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推断，中国现行税率可能尚在获得税收最大化的税率点左侧，并未到达无效率区间。而如果拉弗曲线形状成立，则此时全面地削减税率对税基的扩张作用可能不足以支撑税收总额，有可能会造成税收伴随税率下降的场景。第二，使税收最大化的税率并不一定是对于经济发展的“最优税率”，正如里根在自传中提到，对应美国国情和当时的发展战略目标，一方面，出于拉弗曲线的考虑，相信减税并不会影响政府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财政赤字扩大，可以顺水推舟“饿死野兽”[1]，减少政府对与市场经济的干预，更多地以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此两方面的考虑下开展了减税工作。第三，拉弗曲线的潜在假设（如不存在税负转嫁）使其不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并没有提出确定税收最大化税率的方法，而其单一的横坐标也不能对税率结构的调整和纳税的再分配作用给予启示。

基于对中国季度广义宏观税负的测算[2]，可以进一步探讨当前中国在拉弗曲线的方位。拉弗曲线的主旨在于说明税率、税基（GDP）到税收的辩证作用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会抑制劳动、投资、储蓄等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导致税基（GDP）更快下降，从而使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此税率和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拉弗曲线的政策含义在于，存在使一国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优税率，当现行税率高于此最优税率时，减税政策不但有利于经济增长，还能同时增加税收。从中国广义宏观税负与税基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的过快提高可能导致税基（GDP）增速下降，拉弗曲线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适用性。从广义宏观税负和税收的关系来看，回归分析显示税负提高仍会导致税收增速的上升，当前中国经济可能总体上仍位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尚未进入右半边的无效率区间。

1.2 李嘉图等价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关于税收的理论除了拉弗曲线，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还有李嘉图等价。李嘉图等价认为，政府发行债券和征税对经济的影响是等价的。其内在的经济逻辑是，由于政府债券到期时是用财政收入即税收来还本付息，因此发债和征税实质上是不同时期国民财富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会影响国家总财富。后来巴罗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在政府支出总额不变时，一次性征收总额税或者发债不会影响社会储蓄总额，因此社会总需求不变。

李嘉图等价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政府支出并没有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增加。然而这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无法成立。除此之外，李嘉图等价以无限期模型为基础，其假设每个人的寿命是无限的，当时期减税导致的私人可支配收入和政府赤字增加会在未来时期以增税偿债的形式减少。当政府采用举债支撑财政赤字时，意味着承诺将来某时期还本付息。由于预算约束限制，政府还本付息的承诺是和私人部门未来的纳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二者在现值总量上也是相等的。然而现实中，面临减税和未来征税的可能并非同一代人。另外，李嘉图等价假设消费者是绝对理性的，能够迅速意识到政府发行债务和消费者未来纳税之间的联系，从而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这些严苛的前提假设构成了李嘉图等价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主要立足点。

虽然李嘉图等价在现实经济中无法实现，但是其包含的经济逻辑对于决策部门制定财政政策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在减税的同时保持政府支出不变意味着当期赤字增加，导致政府债务负担攀升。中国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广义宏观税负变动与私人部门消费、投资支出增速总体成正相关关系，因此税负降低可能并未刺激私人支出回升，但我们认为此处的逻辑可能在于私人支出增加导致流转税增收，而并非李嘉图等价的成立。另一方面广义财政赤字率（（一般政府支出-一般政府收入）/GDP）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变动的相关性较高，因此降低税负导致政府赤字和政府部门杠杆上升可能是较为确定性的逻辑。在结构性去杠杆行至中场之时，需要重视减税可能引起的政府杠杆率攀升。

二

里根减税的历史经验

2.1里根减税的背景

里根执政前的15年中，美国的货币政策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包括在菲尔普斯曲线的引导下，持续低估高通胀对整体经济的破坏性。菲尔普斯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以此为信条的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较高，认为通货膨胀率的走高一贯伴随着着失业率的下降和经济的扩张，因而不构成大的隐忧。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其它一些工业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中价格上涨的滞胀状况，美国通货膨胀率在1973-1974年，1978-1980年间二度上升至两位数水平。1979年，为了控制高通胀的恶劣影响，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促使利率上升至两位数水平，而货币政策转向后，美国CPI回落，经济终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也随之继续升高。

美国经济滞胀的发生和演变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国际能源价格走高带来的供给冲击方面，有几个突出的因素。财政政策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因迷信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逆周期效果，急剧增加政府开支，靠赤字拉动消费。货币政策方面，受上述菲尔普斯曲线主张的影响，伯恩斯就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持续增加货币供给以拉动需求和价格，而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货币供给的增加也连带造成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的过剩，美元贬值而进一步侵蚀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从供给冲击的方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物价水平的走高一部分受食品和能源价格迅速上升的推动。1973年内和1979-1980年，受OPEC限制产量影响，原油供给骤缩，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叠加1973-1974年美国取消价格管制，高昂的能源价格限制了总供给，总产出和价格水平背道而驰，加之在20世纪70年代稳定的低通胀环境之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调整不灵敏，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通货膨胀，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期。

2.2里根减税政策梳理

里根执政的8年间（1981-1989年），主要在第一和第二任期分别开展了两次税制改革，期间穿插颁布了多个旨在增加或降低有效税率的法案，并在税改受阻的时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汇率和贸易政策。里跟任期内，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是沃尔克（1979-1987年）和格林斯潘（1987-2006年），二者都以控制通胀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对里根任期中重要政策进行了整理。

里根的第一轮税改于1981年上任之后即以《经济复苏税收法案》的出台作为标志展开。第一轮税改对个人所得税率的下调分期进行而规模全面，力度大，而结合表1可以发现，由于减税力度之大而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大幅下滑后，之后的几年中，里根政府实际上实施了2次增加税收的平衡预算方案（1982年和1984年），将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中某些尚未生效或刚刚生效的优惠政策束之高阁。里根第一任期间，货币政策持续紧缩，虽然基准利率基本趋势是降息，但在1981-1982年10月前，仍维持在>10%的高利率水平。第一轮税改的具体政策包括：

而第二轮税改旨在深化尚未完成的进一步税制简化并取消了某些对整体征税规模影响不突出的税收庇护，在1986年里根第二任期内，以《税收改革法案》的出台为标志展开。1986年的税改在总体上减税的功能不及1981年的改革，也造成了部分人群税负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1985年见证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和《广场协议》的签订，受到制裁后日元升值。而美国的第二轮税改之后日本被动降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2.3里根减税的影响

第一轮税改后短期内经济迅速提振，在1982年中二次探底之后，开始35个月持续强劲增长。1983年、1984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6%、7.3%。在1984年第一季度中，实际GDP在私人投资迅速反弹的拉动下增速达到顶峰（8.6%）。配合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CPI在短期内迅速下滑，年内均值在1982年、1983年分别实现了4.2、2.9个百分点的降幅，美国经济摆脱滞胀泥潭。1983年7月-1984年3月之间，美国CPI发生了小幅度抬头后继续回落，在1986年，随着石油价格因OPEC国家相继打破约定进行增产而下跌时，美国CPI触底，跌至1.9%。这之后，原油价格再次走高，带动CPI和PPI上升，美联储随之进入加息通道。

第一轮税改后，1982年-1984年间，美国宏观税负（一般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持续下降。通常而言，美国广义宏观税负变动与一般政府收入增速高度相关，1980-2017年度时间序列相关性超过0.85，但在1982-1984年宏观税负下降期间，这种正相关性出现背离，税负下降的同时一般政府收入增速加快，或说明此期间美国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减税政策导致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由1982年的40.8%升至1985年的49.6%，1989年里根离任时已达55.1%。由于“减税而不减支出”，在宏观税负下降期间，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导致财政赤字率相应提高。尽管里根政府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主张减少政府支出和干预，但在减少财政支出方面并未能呈现预期的缩减。一般政府总支出占GDP之比在里根任期间从1981年的33.4%上升至1989年的34.8%。联邦政府赤字率先上升，1983年升至高点5.9%后回落。为了弥补减税政策产生的增量赤字，美国政府部门举债融资增加、杠杆率上升。在其他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一般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也都对应了同期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加速上升，“减税不减支出使政府加杠杆”的逻辑相对稳健。

里根减税站在了新金融周期的起点上。里根减税对应的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的金融长周期和金融短周期的波动都出现了见底回升。新金融周期所带来的信用扩张，避免了减税所导致的政府部门加杠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1982-1984美国宏观税负下降期间，政府部门杠杆率加速上升，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升也同时加速，居民部门杠杆率由降转升。得益于金融新周期的开启，政府部门加杠杆并未对私人部门杠杆造成挤出，私人部门仍然能获得足够的信用支持。因此在里根减税所对应的宏观税负下降期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都出现了显著上升，减税扩大内需的效果较好。

2.4里根减税中的理论与现实

回溯历史，关于拉弗曲线在里根减税政策的实施中是否成立，一方面，由于里根在任期间，美国政府赤字巨大且持久，存在这次减税违背拉弗曲线理论的论点。但另一方面，如果观察政府税收收入增速，则会发现政府税收收入增速虽然在初期有下滑但迅速反弹，在大多数年份中都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然而，政府支出增速同样稳定，并在一些年份出现了大于收入的增速，从而带来了赤字的扩大。简而言之，里根的减税虽然时间上存在一个调整的区间，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税收随税率的减少不降反升的预期，而赤字率的扩张并没有起到“饿死野兽”的效果，里根政府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到尤其是国防和人力资源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在里根减税这一案例中的适用性，如果从储蓄量来看，无论是家庭储蓄占私人部门储蓄比重还是家庭储蓄占GDP比重，在里根政府时期均呈现下降趋势。即使是在里根减税导致的宏观税负下降期间，这两个指标尽管有所波动，但最终仍掉头向下。这与李嘉图等价理论中政府财政赤字状态下，完全理性的消费者应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其原因或不止于由于诸如1980年代出现的人口迁移、资产价格上升、养老金计划改变等一个或多个抑制储蓄量的影响因子，而是表现出李嘉图等价定理由于人们对政府干预的不完美预期、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纳税人对未来收入和税率的不确定性等原因，而从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美国税改的研究框架。

三

里根减税对中国的启示

3.1 中国减税的现实约束

由于中国处于拉弗曲线的左半边，降低宏观税率的减税政策可能会导致一般政府收入下降。财政支出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近期历次重要会议对财政政策的主定调，因此预计未来的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缩减。在“减税不减支出”的情况下，降低宏观税率会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进而需要政府部门发债为赤字融资。与美国经验不同的是，里根减税站在了新金融周期的起点上，而中国正处于旧金融周期的下半场。在中国金融长周期过顶、短周期回落的方位，信用处于收缩阶段，我们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金融周期都印证了这一情形。因此税负降低叠加积极财政所造成的政府部门债务融资增加，可能会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产生较强的挤出作用，预计不同注册类型的企业受影响的程度会存在差异。

近年来，由于金融周期的总体信用收缩，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环境分化，处于融资鄙视链底端的民企、中小企的债务融资难度加大。从融资成本来看，近期民营企业信用利差相比央企、地方国企等其他企业显著扩大。从融资规模来看，尽管在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速持续高于中型、大型企业，但近期小企业贷款增速的回落幅度更大。近期民间投资主的增量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但从融资的行业结构来看，金融机构对服务业的中长期贷款也呈现高位回落，且回落幅度更大的特点。考虑到私营企业、个体单位是吸纳存量就业的主力，同时新增就业又主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增长，金融周期回落阶段政府举债融资扩张产生的挤出效应可能对这类融资弱势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挤压民企、中小微企业，从而导致失业压力上升。

综合考虑拉弗曲线、赤字和债务、金融周期方位对中国减税政策的约束，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可能是比降低宏观税负更好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合意的结构性减税是在保持广义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实施“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方案，既要减轻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税负，又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在企业税负方面，降低流转税比重、实施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税负方面，适度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加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降低非税负担为企业和个人降成本。

3.2 对企业征税的可能调整方向

中国企业税负感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流转税是指按照商品流转额征税的税种，税款随商品的周转产生，我国主要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其中增值税是流转税中最重要的税种。2017年流转税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接近43%，同期美国的比重不到12%，并且从历史数据看，美国流转税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也远低于中国的水平。流转税容易在企业和部门之间转嫁，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可能是流转税负的实际承担者。与美国相比，中国较高的流转税比例可能使得市场弱势群体税负较重。一般而言，流转税属于间接税，纳税人与真正的负税人不同，而市场强势群体通常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很容易将流转税转嫁到小微企业和消费者这类市场弱势群体，从而加重他们的税负。另外，流转税本质上是累退税，通常税率固定，对于相同的交易，市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都征收相同数量的税，占市场强势群体收入的比重低，而占市场弱势群体收入的比重高，不利于遏制贫富分化，加重了低收入低于和部门的税负。因此降低流转税比例可能是结构性减税可以实施的方向。

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也是为中小企业减负的可能改革方向。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企业所得税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较美国更高，叠加中国较高的流转税比重，市场弱势地位的民企、中小微可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负。2017年以来，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国企的盈利能力（ROA）改善持续好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同期私企的ROA回升幅度相对较弱。从行业结构来看，近期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靠上游的原材料加工行业拉动，中下游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利润增长较弱。因此我们认为采取差别化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以支持中下游民企、中小微企业发展，是结构性减税可以实施的方向。比如对连续几年稳健发展、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经营达到一定年限的中小企业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按年限、规模、成长速度等实行减税、退税或者免税政策，有效避免和降低中小企业寿命短、风险大、易于破产倒闭的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忧虑；另外，对诚信经营、信誉良好、获得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的企业，分批次给予免税或税收优惠、退税等政策激励。

3.3对居民征税的可能调整方向

与美国相比，中国个人所得税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很低，但考虑到流转税对居民部门的转嫁、以及收入与所得税结构，居民的税负感可能并不低。我们认为，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远低于美国，除了税负机制设计以外，税基差异也是重要的因素。工资性收入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从劳动者报酬的总规模来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低于美国，说明中国可用于征税的工资收入总量较少。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近年来中国人均工资收入增长较慢，并拖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这可能使得处于高纳税档次的人群不足，从而不利于个人所得税收规模扩张。

财产税有望成为调节居民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中国财产税收入（包括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占一般政府收入的比重低于美国，或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关于财产税的潜在税基，近年来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持续扩张，2017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超过同期GDP的2.2倍。其中高净值人群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增长更快，占总资产的比例从2006年的20%攀升至2017年的31%，反映了社会财富向头部集中的倾向。财产性收入可能是财产税的理论上限，如果财产税高于财产性收入，则纳税人倾向于出售资产以止损，进而导致财产市场价值下跌、并是的以估值为计税依据的财产性收入下降，直到边际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我们基于4%的收益率测算显示，高净值人群的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全国人均财产净收入水平，同时尽管增长较快，财产性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的比重仍较低。因此我们认为，高净值人群更适合成为财产税的征收对象。近年来各资产档次的高净值人群数量都有较大提升，从各类高净值人群的资产总规模分布来看，资产1000万-5000万和资产1亿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占有了大部分财产，同时也存在财富向头部集中的倾向。适度增加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实施差别化的财产税征收政策，可能有助于避免贫富差距的过快扩大。

3.4 降低非税负担

中国的非税收收入比重远高于美国，美国近几年的非税收收入在2%到3%之间，2017年为2.1%，而我国自2011年以来均超过10%，2017年为12.4%。较高的非税收收入使得我国居民与企业的负担更重，并且目前我国的非税收收入存在执法部门多、项目繁多、收费环节多、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降低非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助于减轻企业与居民的负担。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指出，“名目繁多的收费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要大幅降低非税负担”，相关措施包括：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要求“大幅降低企业负担”，“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我们预计降低非税负担有望持续成为为企业减负的政策方向。

[1] 饿死野兽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的一项财政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削减税收来剥夺政府收入，刻意造成财政预算危机，意图减少联邦政府的支出（而非恢复税收水平）。

[2] 参考我们的研报《中国广义宏观税负：结构与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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